在世界上，由于需要管理的事务日繁，行政管理机关的机构和职权一直在不断增大，这种机构和职权的不断增大一方面并不能与行政管理机关的效绩提高相对应，另一方面违背人民作为国家主人和行政管理机关作为人民的管家的最初的制度设计，于是，相对传统的行政学和政治学中的管理和统治的概念，善治的理念被提出[2]。
不管是从人类发展理念出发，还是从实现千年发展目标的具体要求着眼，人的健康都是最根本的。这里，我们要指出的是：科学是一种系统化的、按照一定规范对现象（首先是自然现象）的认知和解释。
3，预防、治疗和控制传染病、风土病、职业病以及其他疾病。——人民是国家的主人，而政府只不过是经人民授权，代人民管理公共事务的管家而已。政治学家王绍光教授指出：医疗卫生费用由个人还是由政府负担决不是钱来自左口袋还是来自右口袋的问题。中国的目标、政策和支撑着政策的理念有了进一步地改变。即使在后来意识到有比单纯的经济增长更为宽泛和复杂的社会发展问题时，关注的也只是整个社会的状况。
人均国民生产总值为15810美元，是中国大陆的18.38倍。近20余年，在卫生总费用中，政府支出部分最高时为1982年，占38.9％，最低时为2000年，占15.5%。如果很多人都害怕某个风险，你可能不会质疑有无必要如此惊惶，以免显得愚蠢。
非典事件体现了这一点。他们将9·11恐怖袭击事件、非典事件、2004年南亚飓风事件等归于严重危机范围之内。[76]See David Cole, The Priority of Morality: The Emergency Constitutionè Blind Spot, Vol.113 Yale. L. J.(2004).p.1753. 进入专题： 极端事件 风险认知 恐慌 行政法律制度 。[3]极端事件这一词，本文只能从描述意义上加以说明。
具有这种性质的行政措施，在德国行政法上也称为暂时性行政行为。即如果他们感到恐慌时，他们就应当进行某种形式的自我调整，降低对风险的评价。
[61] 声誉连锁效应是由个人选择之间的相互作用引起的。这类模型的一个不言而喻的理论定位就是采用了基于结果和认知的理论视角。因此，虽然凯斯· R ·孙斯坦所倡导的方法为制定理性的行政措施提供了一个视角，但适用于极端事件则存在一定程度的不足。2.既然行政措施的制定者意识到自己的恐慌情绪有可能会带来措施制定上的偏见或非理性，那么他们就应当进行自我限制。
[12] 以上这些研究主要是考察作为个体的公民对极端事件风险的恐慌性认知，心理学家进一步研究还发现，有时一个组织、团体、甚至是整个社会对极端事件的风险都会产生恐慌性认知，从而形成一种集体恐慌症。这种反应影响了公众对风险判断，从而超越了风险的客观结果。[36]研究人员还发现，情绪对人们的风险决策的影响与其强度有重大关系，即相对较低强度的情绪在人们风险决策中扮演顾问者的角色，而强烈的情绪则可能排除人们对风险的理性思考。由此引发大规模的错觉会持续很久，甚至还会做出非常不理性的行为。
这些预期情绪将改变效用函数。社会和文化模式研究组织和文化的改变对风险认知的影响。
笔者同意风险具有主观性的观点，即现代性风险并不完全是物质存在，相当程度上是由社会定义和建构的。而这种极端观点的形成，与媒体大肆宣传和报道及公众之间谈论医护人员在医院感染非典的情况密切相关。
在西南某市，一辆公共汽车上因为有三四个北京人，而遭到了四辆警车的追堵。[8]心理学家首先会尽可能全面的罗列各种危险，然后对其特性、危害性等进行定量分析，比如，危险是否具有可控性、在通常年份所造成的死亡人数、在灾难年份所造成的死亡人数、与其他原因共同作用后的死亡程度等。但德国议会同时规定了一个日落条款，即情报和警察部门所扩大的权力在5年后自动失效，除非议会再次授权。那么，在一个民主社会中，当政府对公众的需求进行积极和有效的回应成为其管理的合法性基础时，这又会对政府为防止极端事件不再发生或者避免损害的扩大而制定的各类行政措施产生何种影响？ 尽管对这一问题加以系统的回答，绝非本文所能解决，然而笔者认为明尼苏达大学的奥伦·格劳丝(Oren Gross)、芝加哥大学法学院的杰弗里· R ·斯通(Geoffrey R. Stone)[66]等学者以9·11事件为主要背景所提出的恐慌理论(Panic Theory)值得我们关注。全球航空公司的损失超过100亿美元。[34]情绪无需被认知所媒介化的观点，也为扎荣茨(Zajonc)的研究所证实[35]。
因为，政府对公众的需求做出适当的回应是民主社会的要求，企图利用效率或冷冰冰的技术性数字来限制民众需求的做法都是相当不民主的。[50]埃尔克· U ·韦伯(Elke U. Weber)等人的研究也发现，当一个特别让人嫌恶事件已经有49%的发生概率时，如果它的概率改变了1%，公众不太会注意，因为这是很细小的改变。
这种自我调整既包括心理上的自我调整，也包括通过规则进行调整。当成百、上千、上万的公众仅仅因为别人也这么想而接受某一观点时，这一系列影响就会导致社会连锁效应。
本来不清楚这件事的卡尔就会想：如果艾伦和贝蒂观点一致，那么这个观点一定是正确的。[23] 第一个阶段是20世纪80年代之前，排斥情绪在风险决策中的作用。
然而，研究人员发现风险的社会放大效应，主要集中在那些具有不为人所知、潜在的重大灾难、难以控制、致命等特性的风险类型。况且，一项行政措施若要有效的贯彻执行，就需要得到公众的信任和支持。这会导致迅速逃离的冲动，并且是难以克服的。比如，预期效用理论假设决策者按自己的偏好对选项排序，且偏好遵循少数几个规则，决策者按最大预期效用进行选择。
【注释】 本文获马怀德教授主持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重大研究计划项目《非常规突发事件应急管理的法制保障系统》(项目号：90924028)及中南财经政法大学〈中央高校基本业务费专项资金〉资助。[22] See Joseph LeDoux, The Emotional Brain: The Mysterious Underpinnings of Emotional Life. New York: SimonSchuster, Press.(1996).pp.2-32. [23]参见金杨华：《情绪对个体判断和决策影响综述》，载《心理科学》2004年第3期。
戚建刚，中南财经政法大学法学院教授，法学博士。风险信息中心可以视为是一个对公众的风险知识和意识的教育基地。
[10]在近来的一项扩展性研究中，心理学家保罗·斯洛威克(Paul Slovic)共列举了81种危险，对被测试者进行了测试。通过心理技术分析后，他们发现那些假想的结果具有无法控制、潜在的灾难、致命的后果等特性的危险的风险，比如核武器、核辐射、航天器爆炸等危险的风险，人们的认知结果是恐慌。
笔者认为应急工作办事机构负有两项非常重要的职责：一是对本行政区域内的容易引发自然灾难、事故灾难和公共卫生事件的危险源、危险区域进行调查、登记、风险评估和监控，建立风险源信息库，并向社会及时公布。从功能上讲，行政补偿机制具有两方面作用，一是实现公平。事实上，2003年发生在我国的非典事件可以作为恐慌理论很好的例证。就我国而言，属于这一家族的事件包括但不限于：2003年的非典事件、2005年的松花江水污染事件、2008年的大雪灾、汶川大地震、奶粉行业中的三聚氰胺事件等。
[54]相同的情况，在我国也发生。克尔(Clore)经过20多年的研究，表明情绪对判断能够产生直接影响
只有先走好了这一步，才会出现真正的参政权要求。在乡村，它首先指向基层社会的公共权力，本能地要求制约公共权力的行使，并进而产生参政的愿望。
1994年5月9日请郭道晖、江平、梁慧星先生作调查评议 （中国政法大学外宾楼一层会议室） 8.南地村自从建立政务公开制度后，养成了办事靠制度的风气，人人都说办事靠制度好。如此等等，需要用一种符合中国实际的观念和方法来描述和解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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